[摘 要]从文化视角看，乌托邦思想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品，尽管它的内容带有虚幻色彩，但却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思考和借鉴的素材。乌托邦思想的产生具有实然性、应然性、必然性，体现了人们将进步的观念视为一种理想目标的超然性。乌托邦思想具有双重具象，是“精英”思想与大众想象的合体、社会理想与个人愿望的合体、虚幻表象与真实寄托的合体。乌托邦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是虚幻的，但它对现实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乌托邦的思想迷信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是不同的，理论“乡愁”中的精神守望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表达也是不同的。我们应从历史与现实出发，理解乌托邦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的态度是：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要求，人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造世界。
[关键词]乌托邦；文化；科学社会主义
从文化视角看，乌托邦思想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产品，尽管它的内容带有虚幻色彩，却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思考和借鉴的素材。一定意义上说，乌托邦是一种理想文化而不是现实文化。从乌托邦的影响看，它是思想史上的奇葩和不结果实的花朵，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人类认识的深刻性。乌托邦的类型是多样的，其基本特征是空幻，但这不等于乌托邦的所指和能指都是虚无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乌托邦都对人类产生了很多影响。
一、乌托邦思想的理据：实然、应然和超然中的精神追求
乌托邦思想的产生绝不是空疏无凭的，其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心理基础都可以从其时代生活中找到。它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和“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对社会现实是什么样、为什么是这样、“应该”是什么样以及怎样达到应然样态等作出的设想。由于还没有整体把握社会发展的全貌，还没有清晰认识社会深层问题，它所表达的内容在很多方面都只能提供精神慰藉。
（一）乌托邦存在的实然性
乌托邦描述的思想愿望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这是在时间维度和现实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设想；二是把生活寄托在遥远的“彼岸世界”，相信那里隐藏着人类所需要的美好物事，这是在空间维度上追寻未来的生活之所。乌托邦包含对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追问，它的实然理据就在现实社会之中。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乌托邦思想的真理性、深刻性和正确性究竟有多少，完全要看它与社会事实接近的程度，如果离生活很远，即使形式非常高雅，也只是镜花水月式的想象。“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乌托邦不是虚无的代名词，它的起源总能从现实中找到根据，其社会影响也是真实的，安乐乡、天堂、天国、理想国、伊甸园、仙境、桃花源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美好的愿景。乌托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完全切合实际的构想，也是为了摆脱生存困境、思想困境和心理困境等而产生的虚幻追求。社会的实然因素对乌托邦的影响在于，实际上“应该”是什么样，但为什么没有实现。社会发展中初露端倪但又模糊的轮廓、初具“元素”但又缺少有机构成的状态，造就了有价值寄托却没有科学表达、有文化印痕却没有完整体系的空想内容。现实社会各个方面提供的线索，正是乌托邦思想的实然理据。
16世纪和17世纪关于理想制度的空想，代表了那个时期社会要求改变现实生活的愿望，宗教改革中的幻想、农民战争的愿望、英法革命时期的平等和自由呼声，都包含空想成分，但也都是对当时社会状况和民众意愿的回应。宗教思维、传统文化给这些设想标注了自身的思想特色，禁欲主义、粗陋的平均主义、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等，都希望将人们引向美好生活。那些遥远的文化奇迹总能引起人们遐思，依靠实然内容虚构出来的社会样板，幻化出迷人的价值彩虹。
这种实然性通常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素材，人们可以依靠这些素材设想未来及其发展途径；二是面对社会磨难和心理窘境，人们设想摆脱苦难的方式以及达到“理想国”的愿望，寻找从“失乐园”走向“伊甸园”的方法；三是面对思想和心灵上的压抑、窘迫，人们不断寻找解脱的办法，“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乌托邦的实然理据存在于社会的思想伏流和现实背景之中，那些能够对天理“上通下达”的人最有资格解释“天文”“人文”现象，这是将未来神秘化的路向，那些“智者”以自圆其说的设想形式构造出种种来世理论，是乌托邦的另一种文化形态。
（二）乌托邦存在的应然性
乌托邦存在的应然性涉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对人类走向哪里、人的解放如何实现的思考，促使一些人寻找答案。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以来就面对各种现象、各种问题，追问这些现象和问题，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一系列的解释形式。当人们对于社会现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做出自己的判断时，就会有不同的说法，有些接近社会规律，有些远离社会规律，其共性特征是提出一种组织结构和社会理想来解决问题，“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在18世纪，寻找社会规律成为探讨人类社会奥秘的方式，寻找历史的钥匙和揭示集体生活的方式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从“通过头脑发现世界”逐步转向“通过行动认识世界”。最明显的莫过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未来社会设想中的思想递变，圣西门保留着资产阶级倾向，欧文则直接从唯物主义出发阐述了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乌托邦存在的应然性在于对社会发展有深入认识，社会的辩证唯物性质比较充分地被揭示出来。站在更为直观和较为理性以及期待接近社会规律的视角上，近代空想家把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善良愿望”，寄托于“天才人物”的伟大影响，寄托于阶级之间的调和等。乌托邦朦胧地表达了社会的应然现象，这是一个不断凸显社会内在联系的过程，它也唯心地设想出不可能实现的内容和无根据的愿望，用思维着的知性作为唯一衡量社会问题的程度，这种设想越具体，就越是陷入空想。
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乌托邦代表了社会中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在进步发展中的观念演绎。这种观念或精神也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活动，在发展中经常表现出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通过唯物的方式把那些被认为是共性的内容继承下来，成为人类文明的共享成果；二是通过唯心的方式把一些内容上升为虚幻的理论，成为充满神秘色彩的群体意识。
（三）乌托邦存在的超然性
乌托邦包含两种取向，一是后观，认为过去“互不争夺、和乐生活”的状态是理想社会。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希望回到过去、回到从前，这种设想无视历史潮流，是思想上的倒退。二是前瞻，认为社会发展是递进的，这种乌托邦也是人类进步愿望的表现，它的必然性在于人们以进步姿态接纳新事物，将进步观念视为一种理想目标。“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为了不使人类朝着厌倦无聊的思想方向发展，一些人就设计出新奇且有吸引力的形式。人类在其物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或许不会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但进步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
乌托邦存在的必然性在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逻辑，追求完美是推动社会朝着理想方向持续前进的动力，乐观的人们有理由相信，普遍幸福的状况最终能够实现，为社会文明进程辩护是有责任的社会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进程一定是人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必然结果，而且一定不受到任何外在意志的支配；否则其连续性及其结果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而进步的观念也会沦为天意的观念。”乌托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一致的，人类社会总是在猜想者和理论家的注目中经历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新技术的发明使社会比远古时代的淳朴形式更加复杂，不管是借助“上帝之手”，还是“人类之手”，人们所秉持的理念都是追求幸福。他们的信念蕴含在诗性虚构之中，相信经过长期的变化和适应之后，能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并且认为这种秩序是思想和理性的结晶，是“天才”的深思熟虑。
乌托邦存在的必然性还体现在社会文化与文明方面，它调动了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元素，以美学形式激发人们的文化想象，以文学游记的形式描述未来生活的甘美，用戏剧性的方式勾勒令人陶醉的未来，用华美诺言阐发对芸芸众生的关怀。乌托邦对社会问题的解释有很多是比喻性的，形象化的方式常给人带来一种美学和文化上的满足。一些纯洁清白的主旨，就像精神盾牌一样抵御着各种带有“魔鬼痕迹的行为”，尤其当这些思想引领人们投入行动时，思想的魅力和文化的力量就在生活中显现了。“人文主义者创造出了花园，并以此对造物主创造行为所做的预言式解释，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造物主的创造行为，而绝不是遍地花园的魅力，将花园作为消磨时光和与情人嬉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乌托邦看成创造人类花园的蓝图。编织理想世界是所有时代的文化现象，但是，在不少时候和不少场合，它所提供的“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而是使词句显得生动的腔调和手势”。
二、乌托邦思想的意蕴：文化表象之下的双重具象
从意义寄托看，乌托邦是具有双重具象的文化表象，徘徊于天界却又希望在社会中拥有现实的结局，希望解放整个人类却又借助“上帝之手”、“神祇力量”、天才人物等来达到目标，希望普度众生却又脱离现实社会。乌托邦的悖论是由自身的空想造成的，看上去符合逻辑的内容充满矛盾，貌似完美的构想却没有实践效力。主观主义或神秘主义支配下的思维模式造成的信仰和价值观，构成了一个负载社会期待的复杂的情感组合体。
（一）虚幻精神与真实寄托的合体
面对现实问题，乌托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道德训诫方式和对尘世生活的反思，提供了与未来世界相交汇的思路。尽管形式很空泛，却幻化出一个迷人的世界，激励人们去想象未来并付出努力。它预设了一个遥远的生活图景，将人们的认识引向遥不可及的所在。不论是以宗教形式体现出来的彼岸幻想，还是以空想思维表达的社会梦想，都体现出思想的力量。但是，它在天国里寻找超体验感觉，在思维中寻找心灵释放，在感性中寻找“真正的人”，要么是希望“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造出五法郎银币”，要么是“用脚思考”“用头立地”，要么是用局部遮蔽整体。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苦难生灵的叹息，是用“虚幻幸福”涂抹出的“神圣光环”，实际上是用充满幻象的文化锁链代替旧的社会锁链。它将自己的方法描绘成进入天堂的“点金石”，就如恩格斯所阐释的，“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乌托邦寄托着真情，也包含着时代错位；乌托邦寄寓着价值，也笼罩着认识迷雾。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的文化，恰似一座粗略搭建起来的大剧场，文字、物品、制度都是粗糙的道具，在人类活动中还不能被运用得娴熟有效，经常处在进退失度、言语失节、笑不逼真、哭无感情的拙笨状态。虽然有时哭笑是逼真的，却弄错了时间地点，虽然有时表露了真情，却找错了对象。“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这样的双重寄托也在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空想家在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人们引向用前瞻眼光看待世界的路径，并把理性和幻象的标签贴在通往人类思想发展的界碑上，标注着人类文化思想的“里程”。它在社会革命中引起的政治变革极为深刻，为社会思想洗礼所做的准备富有革新情怀，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从影响上看，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之所以长期支配着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力图使内在的思想内容变成外在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作为纯粹幻象的造物来对待，它之所以能够在思想舞台上风云一时，也是因为它的思想来源不完全是虚幻的。
（二）社会理想与个人愿望的合体
社会中的战乱、饥饿、疾病等对人的生存生活的影响，是乌托邦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缺衣少食，就会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发问；面对疾病，就会有“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病”的感触；困于战事，则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布洛赫曾把社会冲突归咎于“乌托邦精神的丧失”，认为乌托邦精神的深层意义就是对灾难世界的救赎。乌托邦思想的社会动因在于用社会思想唤起救世意识，个别幻想家声称是在神奇的力量引领下创造出社会理论的，这些空想家往往自负而固执。“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拥有某种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认为它会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
通常情况下，乌托邦思想不仅有志于把社会的经济与伦理缝合起来，还有志于打造“圣人思想”并期待天才人物横空出世来拯救人类。这种乌托邦，可以是把社会引向虚无的“白日梦”，也可以是启迪社会心智的“灵感物”，一些切合实际的乌托邦内容会成为实现希望和可寄托的精神家园，而那些不合社会实际的乌托邦内容则会成为希望的荒原，给人类带来虚无主义和负面的思想“意境”。
尽管经常以普救众生的面目出现，但乌托邦实际上是代表不了众生愿望的，其浪漫主义追求也难以达到精神纯洁和伦理至善，它所主张的是“灵魂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性质”。这种希望将思想之光普照人类的愿望并不是时代精神的真正表达。从时空观审视，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传统乌托邦思想，与当时牛顿的时空观并行，其机械主义特征明显。黑格尔持有的是一种无时空地点的“过程”乌托邦，绝对精神起统领作用，但人们容易迷失在无羁的浪漫主义想象之中。一定程度上说，乌托邦为社会未来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是以文化人的责任担当探索社会发展出路的表现。但是，他们构造自己的理论时总是忘记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三）“精英”思想与社会意识的合体
乌托邦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社会注意力，将“精英”思想描绘成社会的普遍意识，使“小圈子”的美学和哲学心智转化为大众心理。德国哲学家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不少是顶着“精英”光环展开理论思考的，自我意识在他们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古老的文化在他们身上积淀下来的忠诚、情感、习惯、虔诚以及被时间固化的传统观念等，使他们能够以追求和谐为己任。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为“精英”阶层提供了“甜蜜与光明”“最好的自我”“完整的客体”，在这种“高贵空虚”的光芒中，人们用想象的内容陶冶精神，似乎越是空灵虚幻，越能够产生神秘感，但越是具体而微，实际作用越小。
另一方面，大众生活的窘迫景象使很多人产生出种种幻象，在他们苦苦追问而得不到结果，努力付出而没有改观的情况下，便对救世主、上帝、天国有了偏执和迷狂，这种“千年王国”式的“乌托邦”希望复原最初的“民族共同体”。乌托邦思想大多是超阶级的，这对一些人来说是芳香可口或清洁无瑕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狂热而偏执的，因此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疯狂的念头”，而另一部分内容又包含“突破幻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精英”的乌托邦思想如果没有大众阶层加入而形成合奏，就是孤芳自赏。乌托邦思想也面临“大众化”问题，需要让大众相信它所带来的确实是福音。空想理论寻求大众拥护的过程也是满足大众需要的磨合过程。随着社会发展，一些乌托邦思想昙花一现，而另一些乌托邦思想“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去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的卵石一样”。对圣西门来说，“作为一种以社会转变为目的纯粹世俗运动，他们的学说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也没有激发起同样的热情”，主要原因在于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当其初创时，与大众愿望有较多的一致性并有一些追随者，而当社会变化并用更新的观念影响人心时，其影从者就愈来愈少，以至于落落寡合、遂成过客。这种现象对我们当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所启示：要想得到群众的长期支持并保持对广大群众的领导力，就要经常保持思想魅力和现实活力。
三、乌托邦思想的内能：“文化革命”、政治运动及社会文明的动力
作为一种力量， 乌托邦思想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给人们提供了思想灵感和潜在的信念，通过感性方式将思想和现实描述成有生命的关系网络，借以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其中蕴含的内能成了推进“文化革命”、政治运动和社会文明的巨大推动力。乌托邦的能量和力量常常与文化霸权、思想支配权、“文化革命”等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文化力量的一种寄托形式。由空想家和神学家拉起的社会运动帷幕，也在不同时期上演着各种“活剧”，那些昙花一现的社会意识，总是随着群众热情的减退而衰落。
（一）乌托邦思想引起的“文化革命”
乌托邦思想提供了具有普世导向的社会愿景，它所包含的组织性和结构性要求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而这种革命通常要有思想文化上的准备，这是一个实现政治动员和达到思想认同的过程。乌托邦思想引起的“文化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提出了“新观点”。借助一种幻影或偶像来确立救世理论，或者通过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案来实施自己的空想计划，“新道德书”“新世界书”“新福音书”等都有这种特征。拿“三大空想家”来说，圣西门本人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在经历了革命思想洗礼后萌生出自己的新观念。“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中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诚如是，它必然会对思想文化产生影响。
二是提出“新措施”。历史上一些宗教改革理论和社会空想理论，带有明显的“文化革命”性质，德国的宗教运动、英国的宗教改革、印度的佛教变革等，都是神学史上的重大变迁。欧文的共产主义实验更具特色，新拉纳克的社会改造就是颠覆旧俗的文化革新，“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其“文化革命”的意义不能忽视。
三是提出“新主宰”。这在宗教理论中极为常见，即用一种解释彼岸世界的理论包装出救苦救难的“主宰”，吸引芸芸众生顶礼膜拜，其造成的思想影响和心灵变迁是不容忽视的。看一看世界上几个大的宗教派别，都拥有十亿以上的教众，就不难理解它们的文化力量了。在欧洲社会，“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到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乌托邦思想不仅包含一种智力行为，也包含特定的意志表达，所蕴含的内能是激发个体和群体去实现目标的动态力量，由乌托邦引起的思想运动，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社会的文化变迁方式。那些得到支持的乌托邦方案或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革命”的镜像，经常宣称自己是对旧世界观的革新或反叛，在作用方向上也可能是一种“倒转的乌托邦”。
（二）乌托邦思想引起的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引起的政治运动不能等量齐观，“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乌托邦引起的政治运动是指乌托邦引起政治思维、政治生活、政治运行等方面的变化。在空想家看来，统治者所犯的错误，需要乌托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来消除；社会不良现象，也需要乌托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来改造，而要实现所有阶级的解放，更需要乌托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来兑付。近代一些空想家认识到了政治革命的阶级性质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例如，“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揭开了乌托邦思想的新篇章，其关注点已经将经济发展与政治运动联系起来，政治统治就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废除国家的思想也包含在其中。一些空想家对新秩序的设想包含着对宇宙秩序的审美追求、对现存制度的否定以及政治革命的要求。“如果没有乌托邦……就根本不会有构造一种激进民主想象的可能性——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其它的形式。”
关于乌托邦与政治运动的关系，列宁指出：“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对于自由派的乌托邦，列宁完全持否定态度，对民粹派的乌托邦则指出了它的双重影响。自由派的乌托邦、民粹派的乌托邦、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与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思想状态，乌托邦引起的政治运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有进步与倒退之分，在不同时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在政治革命方面，“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乌托邦引起的政治运动与社会主体的活动及其效果有关，它在一些时候和一些方面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往往是由于贴近了现实要求而实现的。从根本上看，乌托邦对政治运动的影响取决于它对社会主体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途径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的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
（三）乌托邦思想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作为一种力量和能量，乌托邦不仅影响社会的政治运动，也影响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乌托邦对社会文明及变迁的影响包括生活、习俗、传统、观念、文学、艺术、美学、交往方式等方面的“移风易俗”和变革。在这方面，德国人是文化的典范，而法国人是文明的旗手，二者相较，德国人受宗教改革的影响较大，而法国人则有较多的空想社会主义元素，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内容对他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傅立叶将妇女的解放程度视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是对社会文明的深刻洞见。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文明时代出现的“恶性循环”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伴生物，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制度、政治观念等，就难以改变这种状况。一些乌托邦思想是带着对社会秩序和世界观的强烈质疑而构设的。社会文明的变迁中存在现实制度与传统习俗的张力，乌托邦在超越既定时空问题时具有的“替代性文化”特征，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新内容，也赋予了其自身救赎功能。
四、乌托邦思想的误区：社会镜像关系中的颠倒景象
乌托邦思想的误区在于它在不少方面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观念支配世界、思维决定现实，在一些乌托邦思想中表现得及其明显。“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它在思想与现实之间架设的是一座天堂桥梁，只有那些虔诚的膜拜者才有资格通过；它在思维和存在之间铺设的是一条单向通道，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通过；它站在此岸眺望彼岸之间，采取的是颠倒的视角；它游移于抽象和具体之间，思维的镜像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倒置的。
（一）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思绪
“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一些理论家试图通过内心的冥想杜撰出未来社会模式，却不参照确凿的历史事实，这正是陷于空想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它是消除人类冲突的解药，那只是为社会对抗提供一种想象的解决方式，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生活需要的注意力；如果说它是救世的灵丹妙药，那只是为社会病痛提供暂时的缓痛剂，因为它无法消除引起痛苦的病灶。“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方面的空谈，是他们追求至善社会的重要表现，拿宗教的虚幻性来说，路德的宗教改革是用思想信念中的奴役制，战胜现实社会中的奴役制，用禁锢心灵的枷锁代替捆绑肉体的枷锁。他声称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却只是把世俗与僧侣的矛盾转化为僧侣内心的矛盾，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上帝、天国究竟好在哪里，仍然是一个谜。
乌托邦的思绪经常盘旋在具体与抽象之间、理想与幻想之间，一方面，它想追随真理之光，把关注的要点放在人的生存维度上，解决现实问题是其思想初衷；另一方面，它幻想存在一个迷人的地方，把目光集中在难以捉摸的远点，发明未来秩序是其思维特征。乌托邦的形体不过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外在表象，海客奇谈、神话怪谈、天方夜谭不过是用特有的叙事方式表达的未来想象。它不仅希望消弭现实生活的物理边界，也想消除通往理想社会的思想边界，这种既无物理边界又无精神边界的思想愿望，承载着极为丰富的空想内容。乌托邦思想的起源是现实社会，它的归宿却是空灵缥缈的远方，“任何乌托邦思想一旦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被时空化的方式解构，如何用这个乌托邦理想来统合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如何更加辩证地表达现实的矛盾问题，毋宁说是乌托邦理论面临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主体面对的问题”。当乌托邦设想一个摆脱现实苦难的方案时，它就注定在思想上锻造了一个新的枷锁。
（二）执迷于此岸与彼岸的心理意识
乌托邦思想的很多内容是关于现世与来世的思考，是此岸与彼岸的对话，把它完全视为“站在门口的虚无主义”不符合历史事实。中世纪及近代西方思想家以自己的“解放逻辑”把世界图像化为社会理想，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姿态，思考此岸的“现实社会”与彼岸的“精神世界”如何协调统一起来，思考人的解放边界与社会的发展边界如何协调起来，思考“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把行为边界协调起来等，都是人类社会关注的大事项且充满价值哲理。
乌托邦思想的理论逻辑是通过社会的思想文化达到既定目标，其价值关注是通过历史透视和预测社会发展，其心理谋划是以悲情倾诉心声，进而用美好图景纾解社会愤懑。从这些方面看，乌托邦思想能够得到一些人认可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不是没有根据的。然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道德家追求的“完美世界”、宗教家想象的“自由世界”、幻想家寻找的“彼岸世界”，铺设了通向未来的虚无之路，它想解放人类却给社会设计的是镜花水月般的图景，思路很雅致、武器很精美，却没有强大的力量。这种状态正好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藏中得到一点东西”。以这种迂回方式借助“超验性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胶柱鼓瑟。事实上，“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宗教神学编织的异己对象是完美而又高大的偶像，那些救世主救治不了社会，当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出路留给上帝或天才时，就注定要采取虚空的形式了。
（三）游移于抽象与幻象之间的主观选择
如果泛泛地将乌托邦思想都归之于唯心主义或抽象内容，难免有不实之论。15世纪前后，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英国有了很大发展和影响，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使人们有了更宽阔的视野，但在社会历史领域还有不少神秘感，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还无法做出完全科学的解释。“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在直观感觉基础上的诗情画意消逝之后，禁欲主义、平均主义色彩变得更浓厚，感性之物支配着理性之物，思想观念幻化为“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而那时的“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这样的理论基础使得一些“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一些乌托邦建立在神学意识、英雄史观或主观意识基础上，它作为历史的产物带有很多幻想成分，作为现实的反映带有很多空想的内容。空想社会主义用朴素唯物主义原理论说了社会发展的新取向，以“天才思想”朦胧地解读人们的美好期待，其内容不完全等于不可知论，它用自己的观点表明“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这个难题”。因此，乌托邦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另一种宏大叙事，是人类在总结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外部世界和内心观念的交汇方式。“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历史上，闵采尔的“千年王国”、莫尔的“乌托邦”对社会的影响都不是虚幻的，乌托邦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存在，但也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空虚说教。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真理与谬误只差一步，从“乌托邦”到“实托邦”也许只有一步，只是时间与实践未达到那种程度。
五、超越乌托邦思想：从过度自信到理论自觉的逻辑
乌托邦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包含很多有价值的内涵。对它的内容过分追捧，不符合思想逻辑，站在发展的基础上，对它过于苛求也没有道理。如果说在历史中没有充分基础的情况下，乌托邦的理论建立在盲信的基础上，那么在今天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自信，就是对乌托邦思想的超越和对科学社会主义坚持。
（一）认清乌托邦的思想迷信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的分野
一定程度上，乌托邦思想不是不自信而是过度自信，否则它不敢以“救世主”“天才人物”自封，也不敢以普济苍生为己任，更不敢自信到任意使用理论的程度。乌托邦是在幻象基础上设置的“共同事业”，是一种二象性的文化目标。在一些思想的传播中，“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的形式”。因此，乌托邦的自信与我们的理论自信绝不是一回事，因为时代不同、意旨不同、目标不同、主体不同，表达的方式也不同。在充满现代性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要获得生命力并摆脱幽灵论者的污蔑，必须在思想上适应时代变化，在思想上适应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在于，它确信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理论基础上，确信必须能负载大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诉求策略，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特征的表达方式，它对无产阶级的目标及共产党人任务的规定，都不曾托付给狂热的思想认识。在现实生活中，要把实践理性、哲学理性和革命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充分自信是不行的，尤其是处在多种思潮交汇的时期，我们更需要在理论自信中把握未来。
（二）厘清乌托邦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野
乌托邦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野，表现在思想基础、依托对象、道路选择等方面。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成就和影响，但仍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切实际的怪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看成乌托邦。在质疑马克思主义合理性的同时，把阶级斗争理论看成主观构想，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成主观编造，认为共产主义终会将人类引向虚无，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家相提并论。二是在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成“幽灵”的同时，又把苏联社会主义看成另一种形式的“幽灵”，认为无产阶级将一种“幽灵”变为现实，又迎来另一种不受欢迎的“幽灵”。三是用“在场的空无”与“缺场的现实”来“解构”与“延异”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让人恐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资产阶级就认为它亵渎了社会的一切圣物，于是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展开“围剿”，而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来自思想和学术领域的分歧就产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杜林主义、考茨基主义等，都曾叫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在对社会的认识上，“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落后的、反动的和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思想，坚决批判宗教神学等各种唯心主义思想，主张坚决驱散“没有历史”的资本主义思想，而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他们则是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予以支持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共产主义图景做出明确描绘，他们并非要将社会引向虚无的幻象。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是共产主义思想推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把共产主义看成镜花水月式的幽灵，显然不符合真相。一些人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怪想，也不是无源之水和青萍之说，而是由于误解及曲解思想内涵而产生的。一些学者满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冲动，但由于钟情于没有结构和内容的历史，希冀通过思想“延异”来解构现实问题，以所谓“开放性和历史性”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得出的结论也不符合实际。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否认思想的现实性和开放性，恰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过程性的。
（三）把握理论“乡愁”中的精神守望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表达
“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站在今天看过去，人们在感慨现实的巨大发展，怀恋乌托邦与怀恋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思想等，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理论“乡愁”特征，也都能找到各自的理据。一些乌托邦思想包含对过去的“怀旧”心理。随着时光流逝，它抹去了深度，用“怀旧”逻辑取代了联系现代与过去的传统桥梁，执迷于脱离历史语境的扭曲形象，着迷于对迷离物事的凝注，希望以神话激起现实的共鸣，这是一些乌托邦思想发掘唯心主义潜能的方式，追求“空无的普遍性”是它的基本立场。对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守望，是工人阶级政党表达理论“乡愁”的一种形式。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和价值符号，由于语境和环境的变化，寄托理论“乡愁”的活动方式也在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在口号和标语中兜圈子，而应该和时代精神及现实任务结合起来；不能只是缅怀哲人和作精神家园“看守人”，还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园地的“现代园艺师”。在现实关怀中表达理论“乡愁”和初心，是无产阶级寄托解放心志的方式，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的格局和面貌绝不是今天这样；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也会缺少具有勃勃生机的内涵。共产党人的理论“乡思”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重温马克思”“重温经典”都是思想守望的表现，其中有对传统的追思和对历史的审视，但更多的是在现实中获得新的精神坐标。理论“乡愁”不只是一个“愁”，还有一份“情”，对往日思想的怀旧是激励革命意志的必要形式，但不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来翻捡过去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依恋是我们走向新的理论家园的基础，但只讲“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还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乡愁”也不只是一个“情”，还要有对理论故园的修复之“志”，呵护精神家园与建设精神家园是一体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这对我们表达理论“乡愁”、寄予理论“乡思”是一个基本要求。作为思想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用乌托邦话语体系来解释，科学社会主义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推动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活动，使工人阶级成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力量，在民族国家和世界范围内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政治使命。不论是暴力革命形式下的阶级斗争，还是议会斗争形式下的合法利益诉求，都在人们心中激起波澜，其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张的思想变革，列宁倡导的“文化革命”，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形式，是不能归于虚幻的。作为社会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是“幽灵”，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较量，都是以各自的实体为基础展开的，不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思想与价值，社会主义都已经植根于许多人的思想深处。
历史是实践的老师，是我们缅怀的对象，是旧思想或新思想合理性的依据。乌托邦总带有时代的印记，包含一个时代的社会理想，不会因时代进步而完全寂灭。“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在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的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随着科技进步和认识发展，一些人采取了更精致的空想形态和更具有诱惑力的形式，一方面试图坚持虚幻的天国、上帝等理念，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教义的通俗化、大众化吸引更多的人。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它甚至也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融入国家社会，开展宗教对话和文化交流。也有一些乌托邦式的组织以抽象的精神对待社会问题，今天的“乌托邦生态主义”可以看成卢梭式的生态乌托邦主义的现代版。一些脱离现实的悲观主义也以人道主义的乌托邦表达自己的论调，而那些从悲观的恐怖主义向空想的构成主义转变的“反全球文化者”，也用抽象而空幻的理论附会自己的观点。一些乌托邦把神学与科学结合起来，用科学来“解释”神学的“科学性”，这种包装更具迷惑性。恩格斯曾说：“载满愚人的船只或许会在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在向着命运驶去，这正是因为愚人不相信这一点。”对于乌托邦思想中的积极方面，不能视而不见；对于乌托邦思想中的消极内容，不能随波逐流；对于乌托邦的现代形式，需要辨清其实质；对于乌托邦思想，不应把它完全看成文化的悲哀和社会的异端。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的态度依然是：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要求，人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