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种说法：陕西省之所以称为陕西，是因为陕西省位于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以西。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史载，周公旦在周成王时与召公奭分陕，召公管陕以西，周公管陕以东。这个陕是指“陕塬”，位置也在陕县（为行文方便，以下陕县皆指今陕州区）。
陕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县城在三门峡市区西南，但陕县的辖区却把三门峡市区包围起来。陕县以北是滔滔黄河，河对面就是山西省，河北岸有大名鼎鼎的中条山。陕县以南是著名的崤山，往东有渑池、新安等名城，再往东就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阳。陕县往西百余里就是陕西省的潼关，也就是黄河由北向南改为由西向东流淌的大转折处。
陕县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位于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阳以西、四大古都之一的长安（西安）以东。在元朝以前，我国大型王朝（含北方大型王朝）的国都，要么在长安（咸阳），要么在洛阳。比如西周、秦、西汉、新朝、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定都于长安，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后期）、隋（部分时期）、唐（部分时期）则定都于长安。
另外，洛阳以东还有著名的古都开封，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朝后期定都于此。这些大型王朝无论定都在长安、洛阳还是开封，陕县都是门户。
西汉定鼎天下，刘邦本想把国都放在洛阳，刘邦就是在洛阳钦定萧何、张良、韩信为开国三杰的。齐人娄敬劝刘邦把国都放在关中，理由是关中有四塞之险，易守难攻，天府之国可资粮草。张良也是这个态度，最终让刘邦决定都关中。西汉定都长安后，陕州之于长安的门户作用突显起来。
刘邦和执迷于分封制的项羽不同，刘邦更倾向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相结合，既朝廷控制西边，刘姓诸侯王分封于东。对于朝廷来说，东边的诸侯王虽然都姓刘，但谁也不敢保证这些王爷不谋反，推翻自己的统治。为了保证长安的安全，需要扩大长安在东线外围的战略纵深。
陕县以北是黄河，以西有华山，以东有险塞函谷关。这样的地理条件放在冷兵器的古代是易守难攻的，只要朝廷军马守住陕县，就能给长安添加一份安全。
贾谊说过：崤山、函谷之固，天下形胜之地。古代的很多战略家都认为南起崤山、西起潼关、东起函谷、北界黄河的这片区域是关中的天险，而陕县正好位于这片位置的相对中间位置。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如果国都定在洛阳，则陕县是洛阳的西面门户，又是洛阳与长安之间的要塞。东汉末年，李傕、郭汜作乱，汉献帝刘协在洛阳呆不下去了，就向西逃去，先在陕县西南七里涧的野地里呆着，然后又进入陕县，然后在陕县夜渡黄河，逃到黄河以北的河东郡。
南北朝北魏分为西魏和东魏，二魏约以黄河为界。不过刚开始的时候，陕县并不在西魏手上，宇文深力劝宇文泰速取陕县，以为日后兼并关东的跳板。西魏控制陕县后，距离北魏旧都洛阳只一步之遥。西魏虽然不能立刻拿下洛阳，但给东魏的河南制造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如果陕县在东魏之手，那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唐朝初年几乎复制了西魏的局面，定都长安后，唐朝还要向东兼并洛阳以东，陕县就成了这一战略能不能完成的重中之重。当唐军攻克陕县并平定新安以西后，洛阳大门洞开，郑王王世充虽然还在上窜下跳，但他已不占战略上的主动了。之后的洛阳之战，秦王李世民消灭了王世充以及夏主窦建德，唐朝大局已定。唐军能取得洛阳大捷，如果没有事先占领陕县是不可想象的。
五代时期，陕县之于国都开封的意义，并不亚于陕县之于长安或洛阳。后晋被契丹所灭，中原无主，割据山西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南下争夺开封。大将郭威劝刘知远沿着汾河谷地南下出陕州、洛阳再进开封最为轻松，这里没有强敌。河东军马到陕州时，守将赵晖出降，刘知远大喜曰：“我得陕州咽喉之地，天下不足定也。”
又是一千多年过去了，陕县的战略地位并没有下降，依然堪称是西安、洛阳、郑州之间的“咽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