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一火，总有人想尝尝人间烟火。
比如较早释放地摊经济信号的成都，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一夜之间实现10万人就业。
地摊的低门槛、成本少、收益可观等特性，吸引了一大群人参与其中。而且，随着地摊经济带来的稳定就业与消费拉动，地摊经济已经走向常态化。成都、长沙等城市已经相继出台政策助力地摊经济的规范发展。
火热的地摊经济中，有人摆地摊是为了生活，而有的人却是为了生存。
而在摆地摊求生存的人群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地摊经济成为“正规军”之前，就一直游走在农村各个乡镇的集市，以摆地摊为生，按照当地农历逢四逢九或者逢一逢七等赶集节奏，奔赴一场又一场的“约定俗成”。
“小时候最盼望赶集了，道路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牵着妈妈的手挤在乌泱泱的人流中看新鲜，哪怕什么都不买，光看看热闹都觉得很满足了。”回忆起童年的赶集时光，“螳螂财经”的朋友肖贝贝一脸开心。
“如今，城市的地摊经济火爆，家乡的集市却已不再如往年热闹，我已经不再想去逛逛，我妈也学会了用淘宝、拼多多......”
确实，火爆的地摊经济似乎并没有给农村赶集带来额外的红利，并且农村赶集还在近两年来下沉电商持续的争夺赛中逐渐式微。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显示，2019年下沉市场中的电商平台活跃用户规模近4亿人，占移动电子商务活跃总数的57.4%。
就如瞄准三四线以下城市、乡镇，主打下沉策略的兴盛优选，已经实现湖南行政村级覆盖,并正向江西、湖北、广东全境扩张。
互联网的列车呼啸而来驶入下沉市场的当下，在农村集市摆地摊，还是一门好生意吗？
一、电商市场下沉，赶集危机上升
从骑着三轮车穿街走巷叫卖农作物种子、秧苗，到如今在家乡的各个镇上赶集卖中老年人服饰，四十九岁的黄大姐，已经参与地摊经济十一年了。
对比以前不错过几十公里内每个村镇的集市，现在的黄大姐，将主要范围缩减在离自己家比较近，并且时间能够错开的三个集市。
“一个是自己年纪大了，到处奔波，身体吃不消了；再加上现在生意不好做，个个都晓得搞淘宝搞拼多多，不像往年了。”
现实原因之下，黄大姐现在每个月出摊六次，其他时间在家里做微商，卖卫生巾。
问及如今的收入怎么样，黄大姐并不想具体透露，只说现在赶集只能混口饭吃，加上做微商，才勉强挣个温饱。
（黄姐朋友圈的赶集日常）
但回忆起曾经的荣光，黄大姐语气一下就高涨了许多：“那时候我跟我老公天天早出晚归，我们县里的乡镇集市基本跑遍，最远还去过隔壁县的几个农村。虽然很累，但一个月赚得也挺多，很满足。”
今昔对比之下，黄大姐有些感慨但并不悲观：“在网上买的衣服尺码、花色、质量都不敢保证，但是我卖东西都是有保证的，不喜欢、有质量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我赶了这么多年集，方圆几十里的人基本都认得我，有很多老顾客信任我。”
尽管如此，黄大姐也承认了一个事实，近两年自己生意变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网购的风刮进了农村。
确实，从自拼多多挖掘了下沉市场的电商蓝海之后，巨头们相继推出了各自的下沉市场产品，以低价为抓手，争夺市场份额。
尤其是2019年之后，下沉市场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最重要的战场。拼多多之外的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纷纷来袭。
根据《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更多的三四五线城市和乡村用户进入移动互联网，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三四五线城市及乡村地区的下沉市场成为各大移动互联网平台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淘宝、京东等大多数新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
这种冲击，之前卖了四年水果如今卖生活用品的刘哥，感受比黄大姐更明显。
“以前卖水果生意还是不错，好的时候我一个月赶近20场集市能赚两三万，差一点也有大几千。现在，别提了，都被超市、团购抢走了。有些品种别人的卖价就是我的批发价，没有可比性......”
据刘哥表示，他所在的镇上，已经有一家和县里规模差不多大品种也齐全的超市，价格也不贵。相较于一遇雨雪天气就没生意的集市，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超市，更能对抗恶劣的天气。
而且，不管是“菜篮子”工程还是兴盛优选的团购，都开始在农村渗透。刘哥村里的一家小超市老板娘，现在还兼任做着兴盛优选的团长，红心火龙果6.99一斤、哈密瓜9.9一个，遇上做活动的时候还会更便宜。这样的价格，刘哥根本赚不到钱。
（刘哥村里的周妈兴盛优选店）
而在兴盛优选、十荟团等团购巨头的频频动作中，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约10亿人，都是他们在下沉市场发展的巨大空间。
而随着团购对农村的覆盖，也许将有更多像刘哥这样赶集卖水果的小商贩面临生存危机。
二、机遇之下，赶集也只是一时谋生手段
电商的冲击之下，农村赶集似乎已经不再是一门好生意，但也不是没有机遇。
90年的大学生徐婷，就在带孩子的同时摆摊赚奶粉钱。
因为有经济压力，徐婷婷就回了老家做全职妈妈。但伴随着网络发展而成长的徐婷，并没有因为身在农村就落后于时代。当每次给自小孩买的衣服玩具都被身边的宝妈拜托带同款的时候，她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并通过赶集实践。
“比如网上有个很火的泡泡机，但我们这里还没有小孩玩这个，我就批发了一百个，赶集两次就卖完了，利润有50%。”徐婷对“螳螂财经”表示。
（网红泡泡机）
当然，徐婷也表示，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会自己上网买，但是“网上款式太多了，价格从十几块到几十块不等，家长难以选择。我卖的价格又不贵，能看到实物，孩子也马上就可以拿到手玩，一般的家长都会直接从我这里给孩子买了。”
徐婷表示，她的生意一个拼的就是时效，另一个就是熟人口碑。只要网上刚流行就批发到集市上卖，价格不要贵过他们自己在网上买，周边的人就愿意找她买。
但即便如此，徐婷也觉得这只能是短期的谋生手段：“现在想通过赶集赚大钱已经不太现实了，挣个生活费还差不多。”
而她也打算等孩子上学之后，还是回到城市找份稳定的工作。
和徐婷相反，89年的郝冰是和老公辞掉了城市里的销售工作，回老家摆地摊卖品牌服装尾货。
受疫情影响，郝冰停薪留职的状态让她很焦躁，而在地摊经济的影响下，就辞职回农村开始赶集摆摊。
“其实农村里是有消费升级的需求的，几年前卖便宜的东西还可以，现在大家都会看牌子看质量。”郝冰表示。
其实郝冰衣服卖得很便宜，夏天的T恤基本上五十块以内，有的标签吊牌完整，有的做了剪标处理了。“螳螂财经”问及尾货的来源时，郝冰只说是亲戚工厂的渠道，并没有过多透露，“质量好、价格公道就是硬道理。”
郝冰的机遇，确实是来自下沉市场品牌下沉、消费升级的趋势。
拼多多数据研究中心5月份数据显示，大量原本只在一线城市热销的品牌，通过拼多多app有效触达到四五六线城市，成为热销爆款。
现在一次赶集能够赚大几百的郝冰对未来还是没有信心：“现在县城里每天晚上也有很多地摊，我先这样干着，准备晚上再去县城里看看地摊，情况好的话就晚上常态去县里摆地摊。”
对于郝冰而言，不管是在农村赶集，还是去县里摆摊，选择这样的方式只能是边走边看，“只要有路子，勤快点，自己干总比打工强。”
三、逐渐消亡，或是农村集市逃不掉的宿命
其实，不管是徐婷还是郝冰，她们对农村集市的信心不足，是有一定原因的。最主要的或许就是，电商对农村集市的冲击，才刚刚开始。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5亿，占整体网民的26.3%；城镇网民规模为6.3亿，占比达73.7%。
与此同时，2019年下沉市场人群中，综合、特卖及社交电商领域的活跃人数总量为24364.1万，而其渗透率达分别为61.4%、14.0、8.3%。
也就是说，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和移动购物能力，还在持续稳步地释放。
根据《下沉市场洞察报告》，淘宝天猫84%的品类在三至六线城市消费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一二线城市。
并且，下沉市场网购品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家居用品、母婴用品、文体运动、图书音像等品类的网购指数要高于一线、二线城市。其中，下沉市场网购最频繁的TOP3品类，就有服装服饰和家居用品。
这几乎涵盖了集市上大多数的品类。
不仅如此，团购也在逐渐覆盖广大城镇农村。
尤其是如今估值超10亿美元的兴盛优选，已经实现湖南行政村级覆盖，下一步战略将向湖北、江西全境深耕。而与阿里巴巴深度合作的十荟团，也在以生鲜品类来加速其在下沉市场的渗透布局。
以前，农村集市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居住地分散、整体购买力低下，不能在某个固定的点设置商铺，同时，由于信息不发达，需要有个“约定俗成”的时间来交易买卖的货物，从而集市开始形成。
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与互联网的发展，各式各样的商品都能在网上找到，并被快递如约送进村里，集市对人们尤其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展现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
就像卖网红玩具的徐婷，她已经基本上不会在集市上买东西、
徐婷自己的表现，也是农村集市衰败的另一个缩影：农村的主体消费人口格局已经出现了大变化。
“螳螂财经”的朋友肖贝贝所回忆的赶集时光，那时候农村主流的消费人群还是肖贝贝的父辈，50后、60后。
但现在的农村，主流的消费人群已经是70后、80后乃至90后。可是这部分人群，有的因为城镇化的发展身份从农民成为城市里工人，有的因为学有所成走出农村成为城市里的白领......
当这部分消费主力军常年生活工作消费都在城市里的时候，农村的集市所面临的的群体只剩下留守老人与儿童，在他们有限的消费能力与节俭的消费观念下，农村集市的热闹就再也不复以往。
而长此下去，走向消亡或是农村集市逃不掉的宿命。
当然，在未来，集市这一经济形态，或许会因为文化的象征，成为一种特定的“节日”，比如北京的地坛庙会，又或者以转型升级得以延续发展，成为日常化的大型“商圈”，比如泰国的乍都乍周末集市。
只是，对于当下大多数的农村集市来说，如果没有赶上互联网的列车被改造升级，就只有逐渐走向消亡的命运。
城市已被地摊经济重燃的人间烟火，在农村，延续多年的赶集，看不见烟，更看不见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