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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正月十五才过，上海著名的《时务报》馆来了一个二十一岁的默默无闻的乡下佬。
这个乡下佬就是来自浙江海宁的王国维。
王国维刚刚完婚，此前，他在家乡浙江参加了两次科举，第一次中途退场交了白卷；第二次认真答题了，卷也交了，却名落孙山，铩羽而归。
从此，王国维一生此于秀才，不再参加科举。
时事艰难，科举路窄，时与王国维并列“海宁四才子”之一的禇嘉猷已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对当时出国热潮，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的王国维当然亦想东渡，可惜因为缺一样东西让他无法成行。
钱！钱！钱！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时为县衙幕僚，妻子早逝，一人持家，生活极为拮据，为了培养长子王国维，他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完了。王国维顺利通过秀才考试时，他以为这个其貌不扬的儿子会顺利通过乡试，一飞冲天，光宗耀祖。不料，厌恶八股文考试的王国维却活生生的让他吃了个憋。
科举路难走，出国又没钱，不得已，王乃誉只得将王国维送往那个传说中的十里洋扬混生活去了。
正月里的上海，春寒料峭。尽管王国维已经顺利抵沪，然则既当爹又当娘的王乃誉却念叨不已。
他是担心儿子出门在外，容易吃亏。
老人家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静儿出门，吃亏有数端：貌寝，一也；寡言笑，少酬应，无趣时语，二也；书字不佳，三也；衣帽落拓，四也；作书信条，字句不讲究，五也。”（《王乃誉日记》）
王国维是由同学许家惺引荐进入《时务报》的。之前，许家惺在《时务报》做书记员，因事返乡，便写信向《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引荐，因为同是浙江人，汪康年便同意王国维前来就职。
晚清未年的十里洋场上海，汪康年算是个人物。他进士出身，经历中午甲午战争的耻辱后，发愤图强，便与黄遵宪一道创立《时务报》，又将梁启超拉来任主笔。《时务报》在梁启超的操刀下，发行量蹭蹭直上，突破万份，一时轰动海内，不料后来梁启超和汪康年起了争执，不得不辞职走人。
就此，王国维错过了结识梁启超的机会。不料数十年后，俩人再次相遇，梁启超对王国维已经是礼让三分，甘居其后了。
王国维在《时务报》负责的工作主要是校对兼门房，收发信件及来客登记。除此之外，还要替汪康年兄弟俩抄写书信文稿。此中工作，繁杂无趣，糊口而已。 等到发薪水时，让王国维万万料不到的是，他所干工作远比当初的许家惺繁锁得多，可他所领薪水几乎腰斩，许家惺领的是二十元，而他才得十二元。
王国维以为账房弄错了，前去询问，账房却斩钉截铁地说道：“没错，许家惺每月是二十元，你就只有这么多，这是馆方定下来的。”
名响一时的汪康年竟然是个抠门鬼？气愤不过的王国维立即给许家惺去信倾诉苦处，许家惺碍不过只好给来信跟汪康年讲情，可人家根本就不睬王国维，薪水依然是十二元，爱干不干。
不出老父所料，果然是吃亏的种。
王乃誉闻知王国维吃了汪康年的哑巴亏，心急如焚，即刻来信安慰。初出社会，吃亏是福。汪康年是欺负老实人，可离开了《时务报》，他又能往哪里去，为了生存，必须学会忍让与苟且。
王国维也不再跟汪康年计较了，继续留在《时务报》谋生。
直到一个贵人的出现，才彻底扭转了其卑微的生活，从此走向貌似康庄却曲折重重的人生大道。
王国维贵人的名字叫罗振玉。
当时，那场甲午战争不知刺激了多少中国青年，汪康年愤而办报，秀才出身的罗振玉却愤而学农，先是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办《农学报》，并大量翻译日本农书。后来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于是又创“东文学社”，招日本老师教授日文，凡是在“东文学社”结业的学生即可留下从事翻译工作，此举可谓一举两得。
罗振玉经常前往《时务报》办事，去的多了，发现门房热爱读书，读到兴奋处还摇头晃脑地吟咏，竟视旁人为无物。罗振玉向汪康年了解，这才得知门房叫王国维，跟他一样都是秀才出身，都曾做过私熟教师。或许都是科举不得意之人，罗振玉对王国维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而他一天不经意读了王国维题在扇子上的一首题，更加坚定了要提携王国维的决心。
王国维向来好读《汉书》等前四史，门房工作让他顿觉怀才不遇，便在扇子上题了一首咏史诗，以此明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张陈指的是东汉安帝刘祜时的敦煌太守张珰和尚书陈忠，他们纵横西域所取功绩不如甘英，甘英曾是班超使者，出使到被时人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立下千秋壮观之事业。
其貌不扬，寡言少语，不善交际，仅秀才出身，止门房锁事，胸中竟然悬挂古之英雄豪杰之情志，这样的王国维无不让罗振玉感到惊讶。
尔后，罗振玉把王国维请到东文学社，并一路给他开绿灯，免费上课，委任他为学社“庶务”，薪水三十元。
久旱逢甘霖，罗振玉就是王国维人生的第一场春雨，这场春雨穿越他大半个人生，不料想三十年后，乌云翻卷，竟成噩梦。
2
东文学社的时光，于王国维来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这段光阴岁月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发愤攻读英文，在与东文学社日文教师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时，首次接触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一发不可收拾，满腔热情地研究起西方哲学来。
这一段时光，王国维给自己定义为“独学时代”。
王国维在他的《三十自序》里这样写道：“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
接触西方哲学，仅只是王国维“独学时代”的第一重奏。除了康德和叔本华，他还接触了尼采哲学。止于叔本华和尼采的研究不是王国维成就大师名号的由来，而是借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力量打破学术研究的疆域，写出了一部令世人震憾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 》时，那已是1904年的事情了。
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一段时间后，返乡参加出洋考试，不料时事艰难，当地长官没有安排考试，于是他扑了个空。后来，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学习。归国后，接受状元实业家张謇邀请，来到通州师范任教。就在通州师范任教时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横空出世，震动学术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这样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独学时代，独自登高望远，望见了红楼梦里的悲酸荣辱，望见贾宝玉的悲观厌世与解脱，他似乎找到了一条打通国学的天涯路。然而，国学之道任重而道远，他必须继续出发，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探索中，建立起无人超越的学术高塔。
或许是因为王国维性格的原因，他的教育生涯总是屡屡碰壁。想当初，他在海宁乡下做私塾教师时，没过几天就被人家请走；后来进了东文学社，跟学生相处也不融洽，再就是进了通州师范，他一个秀才出身的教师，面对的却是一堆贡生学生，亦是闹得不欢而散，仅半年，他就离开通州师范，去了江苏师范。时江苏师范的校长就是他的大贵人罗振玉。罗振玉在苏州做这个江苏师范校长也不得意，不久与人争执，愤而离去，前往北京。待罗振玉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又将王国维叫往北京。
有罗振玉在的地方就有王国维，南北辗转，王国维此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写出一部文学批评作品《人间词话》。
王国维一直都喜欢填词，从苏州到北京，相继编定了《人间词甲稿》和《人间词乙稿》，约一百零四首。
在苏州，他昂首吟道：“姑苏台上乌啼曙，剩霸业，今如许。醉后不堪仍吊古。月中杨柳，水边楼阁，犹自教歌舞。 野花开遍真娘墓，绝代红颜委朝露。算是人生赢得处。千秋诗料，一抔黄土，十里寒螿语。”（王国维 《青玉案》）
到了北京，其经受父亡妻丧的变故，又填了一首《蝶恋花》：“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王国维为人极为低调内敛，然而对于自己的填词才华极为自负。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词：“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三十《自序》二）
自古文才多狂傲，王国维也不例外！
他在《人间词乙稿》之《序》里还这样大言不惭地夸赞自己：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阙，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
古今以来，论意境之词，王国维自认输给李白，但他甚至可以跟欧阳修，李煜，秦观等人决一高低，此中自负，当世者谁能比之？
王国维因为其所填词中多见“人间”一词，便将词集定为“人间词”，而此后，高傲自负的他再进一步，写出了一部文学批评《人间词话》，创造了他第二次学术辉煌。
如果说之前的《红楼梦评论》还带有叔本华尼采等哲人的色彩，那么到了《人间词话》，王国维则彻底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田野中来，创造了不朽的文化经典。
《人间词话》开篇就纵横捭阖：“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自明朝以来，文学批评有王世祯之“神韵说”，有沈德潜之“格调说”，有袁枚之“性灵说”，独王国维之“境界说”最让世人膺服，影响最为深远。
何谓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
境界能分优劣吗？
王国维这样解释：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人间词话》）
字字在眼，词词触心，可谓大家精神之映照！
3
早年，王国维在研究叔康德及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时，曾这样把他们区别开来：“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叔本华和尼采是可爱的，但他们的哲学是非理性的，不可信；康德是可信的，但他的哲学晦涩难懂，一点也不可爱。
后世之人又怎么评价王国维呢？
首先，他是可信的。在写出《人间词话》后，王国维并未裹足不前，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继续探索古典文艺，又写出一部《宋元戏曲考》，铸就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三次辉煌。
一代文豪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这部《宋元戏曲考》，将之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提并论，是“中国文艺史研究的双壁。”
可信之王国维，其人生似乎不怎么可爱。
王国维的一生犹如半部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经历的种种大事件他几乎都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丑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军北伐等等，他犹如一片单薄的叶子被狂浪北风裹胁，到处流浪，一生不得安宁片刻。
清代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王国维只算半个诗家，他一生的贡献大多都是中国古典文艺研究，他的学术成功绝对不是国家不幸的结果，而国家之不幸只会加速摧毁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国学大师。
时间停留在了1927年，6月2日上午。
那天，王国维先生照常于八点去清华研究院上班。在此前一天，因为时局动荡，听说国民北伐军即将开进北京，学校便提前放假。当天，王国维向研究院秘书侯厚培交代了考生考试成绩，还商谈了下学期招生事宜。大约九点，他想搭车离校，发现身上没带钱，于是向侯秘书借了五元钱，雇了校中的黄包车前往颐和园。进入园内，独自步行至排云殿鱼藻轩，点然卷烟，对着湖水沉思发呆。约十一时，先生投昆明湖自沉。
等被人发觉捞尸上来，王国维先生口袋里还剩四元四毛钱，还装有遗书一封，留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十二个字成了后人解读王国维投水自沉的钥匙。多少年以来，文艺史不知多少文人名流为解读王国维之死而纷争不已。
王国维投水那天正值农历五月初三，恰逢端午前后，于是有人说王国维是学屈原自沉“殉清”。
在入清华研究院之前，王国维经罗振玉等人推荐，被末代皇帝溥仪征入“南书房”，后来溥仪被赶出宫里，王国维也被驱离，胡适等人向溥仪做工作，王国维才肯进入清华研究院做导师。在自沉之前，因为北伐军攻势猛烈，北京难保，有人曾劝王国维剪辫自保，王国维都不答应，于是又有人劝他逃离北京，前往他地避一下风头，他也不同意。
所以，王国维“殉清”自沉一说，极为风靡。
后来，又有人爆料说，王国维是受曾经的贵人罗振玉逼迫而自杀的。说什么王国维和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罗振玉设局骗光王国维的钱，还让王国维负债累累，这让王国维极为气愤，才不得不选择一死而了结。
著名的国学大师叶嘉莹先生极力反驳和否定了“殉清说”和“逼债说”。
关于王国维之死，叶嘉莹先生这样写道：“静安先生乃终于在历尽内心的矛盾冲突，对时代整个悲观绝望之后，以自沉一死殉身于他理想中所欲持守的最后一点清白。他的死乃是性格与时代所造成的一幕极可悼惜的悲剧。”（《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窃以为，叶嘉莹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解读相当到位。
毕王国维一生，他早年丧母，性格忧郁孤僻；成年后又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后来又研究《红楼梦》，被贾宝玉厌世解脱之形象深深感染。再后来，长子早逝，亲家罗振玉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女儿接回，搞得王国维极为恼火，甚至大骂：“难道我没养育大媳女么？”王国维深受不近人情的罗振玉如此一伤，俩人积近三十年的友谊荡然无存，而后听说北伐军正挥师北上，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集体发作，犹如压倒王国维最后一根稻草，让他百感交集，身心疲惫的他不得不自沉昆明湖，了却此生。
王国维走时，恰好是五十岁。
他在《人间词话》曾这样写道：“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而我们后世之人观之，他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等不也是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之血写就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