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石油危机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层和底层收入呈缓慢上升势头。1950年两大阶层的收入占比为60.84%，1980年上升到65.8%。同时，富有阶层（10%）的收入占比由1950年的39.16%下降至1980年的34.2%，其中最富有群体（1%）的收入占比由16.75%降至10.5%。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社会变革力量缩小了贫富差距，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4.24%，六十年代提高至4.53%，七十年代遭遇了布雷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困扰，增速降至3.24%。经济稳步增长，向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吸引了大量妇女就业，劳动参与率由1950年初的58.9%提高至1980年末的63.6%，中产阶级数量也迅速增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更多的人经济发展所释放的巨大红利。
然而，最近四十多年里，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中下层收入占比稳定下降，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比超过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几乎停滞不前，而孩子的教育投资、医疗保险、住房投资和日益加重的税收几乎掏空了中产阶级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冷战进入末期，全球意识形态对立缓和，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见证了全球一体化大潮和信息技术革命。而最近十多年，美国经济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但数字化转型、反国际化逆流、中美贸易纠纷和全球疫情加剧社会分化。在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体的收入占比由1980年的63.6%下降至2019年的54.2%，而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比由34.2%上升至45.46%，最富阶层的占比增长最快，即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最富有阶层手中。
按经济学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富有阶层的收入用于消费的占比很小，而中层和底层阶层的消费边际倾向最高，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1980年代，美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3.02%，1990年代提高至3.31%，但新世纪头十年降至1.93%，最近十年为2.25%。与二战后三十年相比，最近四十年里美国经济发展减速的趋势非常明显。
许多研究成果认为，劳动生产率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经合组织数据库，1970年代，美国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0.82%,1980年代下降至0.77%，1990年代低至0.28%，新世纪头十年仅为-1.24%，最近十年反弹至0.75%。
贫富收入差距在拉大，跟劳动生产率关系似乎不是很强，问题的根源可能还在于分配制度设计。
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占比与边缘化
收入是财富积累的先决条件，没有收入就没有剩余的资金投资储蓄、房地产及其它金融资产。
1962年，美国最富有群体（1%）控制着全国28.34%的财富，富有群体（10%）拥有全国70.32%的财富，中层群体（40%）占有27.15%的财富，最底层群体（50%）仅拥有2.53%。在随后的三十年里，美国社会的财富差距在缩小，到1985年时最富有群体和富有群体的财富占比分别下降至24.12%和62.11%，中层和底层群体的占比分别上升到35.23%和2.66%。然而，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财富分配发生了逆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代的国际化大潮和信息技术革命造就了无数财富新贵。在新经济时代，美国富有阶层攫取了更多的财富。金融危机使无数中产阶级的财富化为乌有，但政府救市措施不仅帮助富人平稳度过，而且还助力他们赚得了更多的财富。在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期，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再次保全了富有阶层的财富，并且让他们手中的财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财富积累受居民居住地、种族和税收政策的影响很大，客观上形成了财富不公平现象。
随着数字经济崛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续，经济金融化加深，资产收益回报大幅度提高，美国有资产收入的县份和无资产收入的县份的财富差距呈指数级级扩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达的县份（金融、矿业、科技和娱乐中心）资产收入猛涨，但对绝大多数县份来说却是停步不前。资产贫乏的地区包括阿巴拉契亚大部分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南部腹地。即使同一个城市，财富收入差别很大。如纽约的曼哈顿区的家庭中位数收入是邻区布朗克斯的两倍多；集中于中央公园区的白人和亚裔家庭获取的金融收益特别高，而聚居在哈勒姆及附近街区的黑人或西班牙裔家庭的收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美国100个人口大县中，资产收益最高的15个县份大多数居民为白人，且半数以上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相反，资产收益最低的15个县份大多数居民为非白人，仅四分之一的居民有学士学位。
美国家庭最普通的金融资产就是退休储蓄账户，如401(k)(许多美国雇主向员工提供的退休储蓄计划，可享受免税优惠)，但处于底层社会的大部分家庭不在此列，因为他们大都从事服务行业、小时工和其它低薪行业。美国中产阶级背负三座“大山”（教育、房贷和医疗费用），而收入滞涨，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除了401（k）外，他们大多数只拥有自住房，所以金融资产增长低于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一样，中等收入家庭没有享受新技术和新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福利。
中产阶级衰落下的美国政治对立与社会分裂
收入和贫富差距正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在疫情和经济复苏期间，联邦政府如何愈合美国社会阶层分裂？又如何在新的社会价值观下凝聚国民力量使美国经济驶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其实，核心问题是如何化解中产阶级的困境让他们再度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正如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讲时所坦承地那样，美国现在是一个人口老龄化、政治极端化、经济基础弱化的病态社会。
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准确地勾勒了美国社会所处的状态。1952至1988年期间共举行了10次大选，此时的美国社会还相当团结，对总统候选人的期望比较一致，政治版图多变，没有哪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固定地盘。在1952、1958、1968、1972、1980、1984和1988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民主党候选人分别在9个州（东南部）、7个州（西南部）、13个州（主要是东北和大湖区）、1个州（麻省）、）6个州（明尼苏达、乔治亚、马里兰、西佛吉尼亚、夏威夷和罗德岛）和10个州（华盛顿、俄勒冈、明尼苏达、爱荷华、夏威夷、威斯康星、纽约、麻省、罗德岛和西佛吉尼亚）获胜。民主党人获得了三次大选胜利：1960年大选相当胶着，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当选，获胜的州主要为南部、东南部、东北部和大湖区；1964年大选中，除了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乔治亚和南卡罗莱外，民主党获得了剩余44州的选票；1976年大选中，民主党在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获得了较多的选票，从而奠定了获胜的基础。
1992年至2020年共举行了八次大选，中产阶级贫困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与分裂尽显无余。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两大政党逐步拥有了自己的铁打地盘，摇摆州（也称为战场州）成为两党竞选的焦点。从区域看，美国西部沿海三州、夏威夷和新英格兰地区是民主党的稳定票仓，而南部、东南部和中西部农业州是共和党的地盘，大湖区各州在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县份选举看，大都市区和近郊地区认可民主党的竞选纲要，而中小城市和远郊县份拥护共和党的政策主张。
从族裔看，更多的白人(特别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把选票投给共和党，而黑人、西班牙裔白人、亚裔、土著居民和而较少数的白人（比较殷实的白人）更倾向于民主党。社会阶层矛盾导致了两党在联邦议会和州议会中对峙，民主党和共和党很难能够跨越党派之偏见真诚合作，也无法就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政治内卷误国误民。如在税改方面，两大政党各有各的盘算，增加富人税收、削减中产阶级税收以及适当补贴低收入阶层的重大政策都难付诸实践。
从1953年的第83届国会到2021年的第117届国会，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民主党人多半会控制国会，而当民主党人入住白宫时，共和党人时有控制国会，从而避免了权利失衡、防止极端立法通过。重大法律出台需要两党不断谈判和妥协，需要较长的过程，立法进程缓慢。美国总统时常受到国会掣肘，需要平衡各党派力量，在重大施政纲领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兑现大选时许下的诺言。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的争斗、党派之间的恶斗以及党内内讧使得美国政治体制效率极其低下，重大而紧迫的经济问题，如中产阶级贫困化，迟迟得不到解决。
基于国际视角，美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差距问题已十分严重。据经合组织数据，2021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基尼系数（注：测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方法，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不平等越严重，0则表示完全平等）分别为0.411、0.329、0319、0.348、0.316、0.359和0.333。
就贫富悬殊问题，美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混淆视听，将国内经济问题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外来移民、国际经济一体化、企业外包、贸易逆差、海外不公平竞争等，以此转移国内矛盾。
共同富裕与美国经济长期发展
新世纪二十多年里，美国经济失去了昔日的稳定性，但就业水平还是与过去相当。为何出现中产阶级贫困化现象？那一定是美国社会的分配制度问题。
分配问题事关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仅靠市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会失灵，政府干预是必须的。美国中产阶级贫困化问题是多年来公共政策失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表2所列的收入占比是按税前收入计算的，如果考虑到富有阶层实际赋税，以及低收入阶层从政府获得的各种补贴，中产阶级成为“夹心层”，税后收入状况就更加难看。
如果说“婴儿潮”一代还有美国梦的话，新生代则装满了迷茫、失落和失望。布鲁金斯学会用了五个维度来定义中产阶级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经济基础、闲余时间、人际关系、身心健康和社会尊重。经济基础是美好生活的根本条件，除了日常用度外，中产阶级必须有储蓄以备急用和教育投资，并获得一份安心。中产阶级需要时间来满足个人享乐、休息、人际交往、个人兴趣与爱好等需求，也需要建立人际关系。社会尊重可小到个人人际关系，大到社区氛围，对立与歧视肯定是社会毒瘤。美国社会的理想与现实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实现成本越来越高。据美国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跟战后“婴儿潮”相比，年轻一代不可能达到父辈们在同年龄阶段所取得的经济福利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希望，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一定没有希望。
美国战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才是治国之道，即美国梦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梦想，更应是普通大众可实现的梦想。就目前而言，美国政府应减轻中产阶级的税务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去追求美好生活，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在数字转型时代，政府应向社会免费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机会，提高就业者的数字技能，满足劳工市场对数字人才的需求。政府还应加大教育投资，减轻各类大专生和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公立大学因学费低而竞争十分激烈，私立学院和大学的学费让中产阶级家庭苦不堪言，对低收入家庭更是噩梦。
此外，政府应健全医保制度，全面降低医疗费用。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被医疗保险机构所绑架，昂贵的费用让中产家庭忧心忡忡，并且一旦退休后，许多人无力承担各种治疗费用。低收入家庭状况更是可想而知，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即使不废除，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帮助也很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