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记住涩泽荣一并不是他赚取了多少财富，而是他改变了日本人对商业的看法：和中国的重农抑商雷同，日本人也认为商人是不劳而获之徒，利益和仁义天生就是矛盾体。而涩泽荣一则以为，商业上对利益的追求与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商人只有用算盘赚钱，用《论语》鞭策自己，国家才能崛起。
○ 由此衍生，涩泽荣一重新定义了商人这个概念，叫士魂商才。一个优秀的商人应该具备武士阶层的道德情操、仁义守信，同时，他们也应具备灵活的头脑，积累钱财的天赋。
○ 后人说涩泽荣一是日本企业家之父，他第一次把武士精神与商业智慧结合在了一起。
○ 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商业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他的前辈早已把士魂商才的价值观发挥到了极致。成就日本近代商业崛起的几大家族，多少都有着武士的精神和商人趋利避害的基因。
○ 军人成为企业家本就不是特例，张瑞敏、任正非、柳传志就是军人，而美国最大的商学院也不是哈佛、斯坦福，而是强大的西点军校。在“二战”之后，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董事长就有一千多名。
○ 冒险、服从、坚韧、忠于团队，这些精美的标签都可以贴在军人企业家身上。日本也不例外，且历史更悠久，而且日本企业家身上有着浓烈的武士色彩。
「商人只有用算盘赚钱，用《论语》鞭策自己，国家才能崛起。」
○ 三井家族的创始人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贵族出身的藤原道长有着密切联系。藤原道长是日本平安时期的公卿，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藤原道长的第四个儿子的第五代孙子藤原右马之助信生离开朝廷，跑到近江国三井村定居，开始凭借着自己显赫的家世做起生意来。家族的姓氏也改为三井。
○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诚信的商业精神，三井家族从银两兑换、酱油店买卖不断扩大商业版图，传承了十几代之后，家族大权落到了三井高久手中，他发觉家族生意已经越发蓬勃，不能再蜗居于三井村，于是举家搬迁到鲶江（近江国南部），并且筑造起高高的城墙，显示了一代富商的豪迈与奢华。而一手缔造新三井的三井高久也被后人称为“高祖”，为了纪念他，之后三井家族的继承人的名字中必须有一“高”字。时间很快到了战国末年，织田信长的战刀一直攻击到鲶江地区，为了避免战乱，三井家再次大迁移，在伊势（今三重县伊势市）安定了下来。从1602年开始，近江国出身的三井高俊已经成为日本知名的商人了，他开设当铺、卖酒，生意越做越大，到1676年，三井高利执掌门户的时候，又为三井设计了第一个商标，这幅图案寓意深刻：外表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井”字，中间是一个“三”字，标志着这个家族企业的图谱越来越大，茁壮成长。这个时候，三井的掌门人三井高俊开始极度憎恶战争、刀剑，一路的奔波，他看透了这些所谓武士们的野心和欲望，真正受到戕害的只有平民百姓。为了和他们划清界限，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原有的武士身份，正式转型为商人。
○ 虽然废除了武士的身份，但武士的精神依然常存在三井的企业中。
后世对武士道的评价光怪陆离，这大概源自于武士道的极端体现就是军国主义路径。
○ 住友家族也有着类似的故事，他的创业者住友小次郎政友同样是落魄武士的后裔，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徙，白手创业。当时他掌握了从铜矿中提取银的技术，很多人以为他们会独享这项技术，而住友小次郎政友则坚信，诚信、仁义这些武士道的精神比财富更重要，于是对同行业者公布了技术秘诀，获得广泛赞誉。
○ 后世对武士道的评价光怪陆离，这大概源自于武士道的极端体现就是军国主义路径。日本一直有尚武的文化，这大概源自于其文明的落后性，而长期的分裂状态和松散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出现“杯酒释兵权”的剧情，而在向隋唐学习的时候，日本放弃了科举制度，使得平民出身的文官掌权的可能性彻底消失。武士阶层得以传承下来。
○ 中国则是另一番光景。如果说强大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商人”与“军人”属性的结合，可是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很久，秦朝在建立统一帝国15年后便出现危机而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繁荣而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汉朝”。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成为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由此，儒家思想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各代帝王得以继承的治国之道。同样，日本大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领袖们采用儒家思想为经营理念，指导企业做大、做强和做长。事实上，儒家思想和道德一直在日本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日本和中国古代交往的历史密不可分。有西方学者把日本视作“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这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此说来，“儒学主义”“公社制”和“社会主义”存在着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
「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只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恩赐，都是经过他们流传下来的。」
○ 而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象征着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
○ 新渡户稻造指出：“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只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恩赐，都是经过他们流传下来的。”随着中国儒家思想的不断渗入，加上德川家康闭关锁国，只崇尚儒学的政策，武士道和儒家思想也开始互相侵入。在继承儒家的“忠”“礼”“智”“信”的同时，武士道精神将代表中国儒家文化真谛的“仁”“义”置换为截然不同的“忍”和“勇”。它成为日本武士道对天皇的死忠，以及宁可切腹也不妥协的思想根源。
○ 这种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武士阶层的落寞让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天皇被束之高阁也让他们无法隐忍。
○ 在倒幕战争中崛起的新贵大多是来自西南诸藩的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个时代，武士们既是军人也是知识分子。因为有军人背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浓厚，政经政策注重实用和效率，不太关注自由民主和协商政治的建设。他们还会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一般民众，滋生出极端民族主义社会大环境。新贵们的功勋默默激励着军人去干预政治。日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不时就会以民族主义为口号发动暗杀和兵变，形成一种“以下克上”的恶劣传统。这让日本的政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戾气。财阀们为了维系自己的利益，逐渐跟这个充满戾气的政体捆绑在一起。
武士道精神与商业的结合的确塑造了强大的企业，他们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完成。
○ 这几乎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
○ 但不能否认和忽视的是，武士道精神与商业的结合的确塑造了强大的企业，他们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完成。在涩泽荣一的思想统一之后，大部分日本商人都有着武士的精神与根深蒂固的儒家特质。这也成为日本企业家区别于西方企业家的亮点。
○ 稻盛和夫倡导“燃”的精神，以奋斗、燃烧的激情重塑日本经济，背后隐含的无非也是武士精神对忠勇的另一种解读，而他提出的“敬天爱人”不也正是儒家“仁”的体现？
○ 日本成功的大财团都有着类似的路径：父辈是武士（军人属性突出），开始创业；其后，子孙坚持继承武士属性的同时，又建立综合商社这样的商业组织（保留军人属性，突出商人属性），使父辈的事业发展壮大；其间，朱熹的理教（儒家思想）成为日本社会近千年以来思想和道德的主导力量。此时，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圣父）、商人属性（圣子）和儒家思想（圣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完整体制。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可能造就持续长久的统治力量。
○ 回到文章开头的叙述，“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而中国学者普遍按照传统思维把其中的“士”理解为“文士”，也就是那些高学历的理论家。但作为一个长期在日本综合商社工作的中国人，我有不同的理解：“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是“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军人属性+儒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