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GDP过万亿的23座城市，均已经公布了2021年上半年GDP和财政收入数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盘点发现，万亿GDP城市财政收入上半年增势良好，均实现两位数恢复性增长，但其财政收入规模与GDP排名并非一一对应。
其中，上海、北京、深圳财政收入规模遥遥领先。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因为多了一层省内分成，归属广州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同样由于省级政府转移支付，广州上半年财政支出规模约为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6倍。
由于2020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波动较大，若以2019年上半年为基数，衡量万亿GDP城市两年增速，长沙、杭州、宁波增速领先，增幅超过20%，济南、福州、无锡、青岛、苏州、泉州、南通等城市增幅超过15%。这些城市多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两年财政收入增幅超过15%，反映出整体发展质量效益较好。
若以上半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看，上海单位GDP的财政产出最高，占比为23.5%。第二梯队包括杭州、北京、天津、深圳、宁波，比重在16%-18%左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经济发展质量，与财政分成体制有关，也跟地方产业结构、产出效能等相关。
沪京深财政收入规模遥遥领先
从上半年财政收入规模来看，上海、北京、深圳的财政收入规模遥遥领先，分别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32亿、3254亿、2353亿元。
这与其各自GDP规模大致相当，23座GDP过万亿的城市中，仅6座城市上半年GDP超过1万亿元，其中上海、北京上半年GDP突破或接近2万亿元，深圳居第三位超过1.4万亿元。也就是说，年度GDP破万亿已经是大城市经济实力的体现，但万亿GDP城市俱乐部间差异比较大。
上海、北京、深圳上半年GDP两年平均增速都在4.8%，相较其他万亿GDP城市增速偏低，反映出超大城市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增长常态。
与之相适应的，虽然财政收入规模较大，但上海、北京、深圳上半年财政收入两年增速偏低，上海和北京分别为5.6%、2.6%，深圳为10.3%。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上海半年数据发现，作为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上海的消费恢复较快，无论是实体店铺还是升级类消费增速领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7.6%。上半年大宗商品交易活跃，上海批发零售业、航运服务业增势较好，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也有较好表现，这些推动上海三产加快恢复，两年平均增长5.2%。不过，上海近年面临往外疏解低端制造业的压力，上半年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等规模以上制造业好于预期，但规模以下企业仍面临下行压力。
北京近年来由于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及清理低端制造业等，工业生产增长相对低迷，对地方财政收入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得益于国药北生研、科兴中维两家疫苗企业上半年累计产值突破1200亿元，带动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9倍，北京上半年工业生产异常亮眼。
北京三产占GDP比重超过80%，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是其基本盘，这两大行业在疫情中维持较高的增速。不过，作为首都的北京，由于疫情防控最为严格，接触型服务业、餐饮消费等恢复较慢，是上半年的拖累因素。
深圳的工业占比偏高，但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3.2%，成为一大拖累因素。深圳是中国出口第一大城市，上半年出口规模约8534亿元，两年平均增长6%，但在我国出口逆势增长的背景下，这个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由于近年来深圳土地成本大幅上涨，工业投资趋缓，上半年工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为0.9%。加上深圳去年以来加大了房地产调控力度，上半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同比下降12.9%，这也是深圳上半年经济增速偏低的重要原因。
当然，虽然超大城市发展增速趋缓，但实力依然遥遥领先。像北京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254.4亿元，同比增长15.3%，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已经超时间进度完成预算的57.6%。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共8个行业财政收入超过百亿元，合计完成2568.8亿元，贡献全市财政收入的78.9%。
需要指出的是，广州上半年GDP两年平均增长5.2%，在一线城市中增速最高。广州上半年出口、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出口两年平均增长15.9%，投资两年平均增长13.3%，这些推动广州在一线城市中维持较高的增速。
由于广东省内财政收入分成机制，广州的部分收入要划归广东省财政，广州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约936亿元，与其GDP规模排名不相符。不过，得益于广东省财政转移支付，广州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1506万亿元，为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6倍，在广东省内仅次于深圳的支出规模（约2264亿元）。
如何做到两年增长超15%？
如果只是看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速，万亿GDP城市的增速在12.3%-71.9%之间，增势相当好。考虑到去年各城市财政收入受疫情及政策影响较大，若以2019年上半年作为基数，可以看出城市间两年来的变化差异。
长沙两年来的财政收入增幅高达30.9%，杭州、宁波的增幅在24%、22.5%，济南、福州、无锡、青岛、苏州、泉州、南通等城市增幅超过15%。
长沙是其中唯一的中部城市。得益于东部产业转移，以及成本、物流、区位优势等，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居前，工业生产、投资、进出口等增长都较快。由于疫情防控得当，长沙2020年率先从疫情中恢复，2020年上半年实现GDP共5621亿元，同比增长2.2%，在万亿GDP城市中增速领先。2021年上半年长沙GDP为6366亿元，同比增长11.5%。上半年长沙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7亿元，同比增长22.7%，相较2019年同期增长30.9%。
湖南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尹向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几年长沙产业发展比较好，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增速较快，这带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另外，长沙作为网红城市，文化、旅游等板块增长势头也比较好。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白彦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按照国内雁阵式发展模式，中部城市长沙制造业基础较好，加上房价、成本控制得当，这些都有利于吸引产业投资。长沙也比较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文化娱乐方面的创新不错，这些因素共同推高其财政收入。
除了长沙之外，其他财政收入两年增幅超过15%的均为东部沿海城市，上半年进出口形势较好，是其面临的共同利好因素。
以济南为例，上半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600.5亿元，同比增长19.3%，相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19.5%。济南上半年GDP为5199亿元，两年平均增长5.5%，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正常水平。但工业生产、进出口形势好，上半年实现进出口总额855亿元，两年平均增长30.6%，这些带动了济南企业、财政效益的大幅改善。
当然，不同城市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背后的原因有差别。
以浙江省的杭州和宁波为例，上半年杭州、宁波的GDP规模分别为8646、6641亿元，杭州三产占比较高接近70%，宁波二产占比仍然高达47%。杭州上半年GDP两年平均增长7%，宁波增长6%，推动这两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同，杭州是三产（两年平均增长8%），宁波是二产是（两年平均增长6.7%）。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数据发现，宁波、苏州等城市更多受出口利好因素带动，杭州、福州等三产占比具明显优势的城市，尤其是数字经济的逆势大增，是推高这些城市财政收入的主因。
白彦锋表示，上半年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长较快，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海外疫情蔓延导致东南亚订单重新回流到国内，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至于这股回流是短暂的还是趋势性的，业内仍有争议。
面对外部复杂形势，以及下半年外贸的不确定性，这些出口型城市也面临一些挑战。
济南市统计局指出，受芯片供应短缺和市场需求影响，6月电子计算机整机产量下降23.8%，服务器下降24.3%。汽车类产品供给在明显放缓，二季度以来持续回落，6月当月载货汽车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38.7%，汽车用发动机、汽车仪器仪表分别下降21.9%、25.0%。
7月31日，宁波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出，下半年要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在巩固出口优势的同时，拓宽出口转内销、扩大消费品进口的渠道，切实增强深耕国内市场的能力。下半年还要促创新，深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甬江科创大走廊建设，高水平打造甬江实验室，完善产业技术研究院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向技术堵点集中发力，尽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上海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居首位
如果从上半年财政收入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会发现万亿GDP城市的差异很大。
上海上半年财政收入与GDP比重为23.5%，远超其他城市。第二梯队的杭州、北京、深圳、天津、宁波等大概在16%-18%左右。第三梯队的南京、苏州、武汉、青岛、郑州、济南、长沙、无锡等占比超过10%。
这里有财政体制的关系，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与中央财政直接分成核算，省会城市、地级市除了央地间分成，还面临与省级财政的分成核算。当然，除了收入端的分成，绝大部分中央财政收入还是通过转移支付用于地方经济。
尹向东表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一个衡量地方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但也不能单纯看这一个指标。像广州、深圳发展质量比较好，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差异较大，主要是财政体制的原因。不同省份省内财政收入分成虽然大同小异，但还是有差异，有些区域地市留存的财政收入相对较少，地市自主性会差一些，而有些地市提留的部分较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还有地方“税收洼地”竞争，也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差异。
上海的财政收入占比为何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白彦锋表示，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才、信息、资源比较集聚，抗疫防疫政策相对科学灵活，疫情对经济影响较低，再加上一些财税政策的支持，这些地方财政收入状况比较好。这也跟财政体制有关，比如上海等地汇集了比较多的企业总部，企业所得税汇总缴纳于此，还有大量高收入人群等，都使得这些地方税源更丰富。
“上海这几年抓住了产业革命的新机会，长三角一体化推进得有声有色，都会带来更高的财政产出效果。当然，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虽然存在产业往外疏解的压力，但也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发展。”白彦锋指出。
上海和北京很突出的特点在于总部经济发达，上海多外资企业总部，北京的央企总部较多。上海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跨国公司累计在沪设立地区总部达到802家，外资研发中心493家。北京虽然汇集了比较多央企总部，带来了较丰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但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定位，较为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等，一些非经济因素会对产业发展带来影响。
另外，表现比较突出的在于杭州，既不是直辖市也非计划单列市，却排在第二梯队的首位，财政产出效能很显著。
白彦锋指出，杭州近几年财政收入表现突出，很重要的在于其平台经济的发展。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线上交易替代线下交易成为趋势，这加剧了国内地区间财政收入分配不均。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线下实体经济相适应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未来财政体制也需随之转变，为线上线下经济公平竞争、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这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围绕“数字税”的讨论不断增多。此外，加强对互联网科技公司反垄断监管，关注平台经济的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也已成为全球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