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从来不是个手机博主。
但因为看到有的粉丝已经把玩到了远峰蓝而我的订单还要飞一会，这不得不与iPhone12继续相处的“冷恋期” ，让我百无聊赖里，产生了想要仔细研究哈怎么处理我旧手机的冲动。
除了把每一季的新手机卖给我，苹果公司还有一项超好赚钱的买卖，就是炼化旧手机。
这不是开玩笑昂，根据苹果早期财报显示，仅2015年苹果通过提炼旧 iPhone就拿到 2204 磅（约1吨）黄金，换算软妹币价值 2.6 亿元。
难怪我每天晚上都舍不得放下手机，原来手机里真有黄金屋。
不过，旧手机的能赚钱的点可不止“炼金”。从回收，到翻新，再到拆解，每个环节都是暴利，在法律、环保的边界上反复横跳，令人叹为观止。
广东贵屿，炼”金”术师
关于用旧电子炼金这门艺能，最近的日本政府就向世界人民示范了一把什么叫过日子。
为凑齐今年的奥运会奖牌经费，日本政府从2017年开始回收旧家电、手机等，三年内收集了大约79000吨小家电和621万部废旧手机，从中提炼出了32公斤黄金、3500公斤银，以及2200公斤铜。
而339枚东京奥运金牌大约用去黄金2034g，还能剩下28公斤，市价1344万。
也就是说，这些基本来自民间捐赠的废旧电子玩意，不仅解决了奖牌成本问题，还让日本政府小赚了一笔。
这里来做一道数学题：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是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远高于金矿石。
个体户炼金也是真实存在。因为上一个拿手机炼金的“勇士”，因为污染环境，已经戴上“银手镯”吃上了牢饭。
中国最擅长炼金的老乡都在广东贵屿镇。
上世纪80年代末，广东贵屿镇出现旧电子设备拆解生意。鼎盛时期的贵屿，拆出的电子垃圾有千万吨级。
在拆解手机的产业里，有两个派别，一种是物理，一种是化学。贵屿更喜欢“化学”解析。
勤劳的贵屿人有套祖传炼金术：先用混合硫酸、盐酸等化学试剂制成“王水”,后将电子废品进行“烧洗”，称之为“下高炉”，“下高炉”之后，铜铁分离，再以硝酸溶解烧洗物，再经土法工序，便可得到黄金。
这是1200年前的基操，技术性上没什么了不起。贵屿之所以牛逼，关键在于人海战术。
贵屿全镇27个村中有21个村都在从事电子垃圾拆解和塑料回收，16万户籍的老乡里头，从业人口超过10万。以及为了赚取W，豁出自己乃至下一代人姓名的那种恐怖的执着力。
拆解带来可观利润，是当地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贵屿也因此被贴上过“全球最毒之地”的标签。
一个典型的当地场景是： “家家拆解、户户冒烟、酸液排河、黑云蔽天”，街道上到处堆放着电子垃圾，白天晚上都要窗户紧闭。
而电子垃圾中铅、汞、镉、六价铬、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醚等致畸、致突变、致癌的污染成份，随着地下作坊的简单处理，渗入到地下或排入空气，对当地的水源以及空气造成极大污染。
当时有专家断言，如果一直污染下去，贵屿将在十年内不适合人类居住。但不管怎样，人们只想要知道贵屿每年从废旧电子垃圾中提炼的黄金多达15吨，占中国黄金年产量的5％，一度影响国际金价。
河南商丘:拆机大师
相比楼上，河南商丘永城显得温良恭俭。
在这座“国内最大老年机拆解地”，一家规模较大的拆解厂会有上百名工人，大都是附近村庄没法出门打工，但又无事可干的家庭妇女，每个工人每天可以拆解700台左右的废旧手机，月薪4000元。
每天，一台台老式机被工人们“开膛破肚”“拆骨分筋”，把主板、屏幕、电池、摄像头、麦克风等可二次利用的东西通通抽出来，再分别被装进工作台上挂着的容器和工人脚下的框内。
提取出来的零件，有的送到手机装配厂，投入生产链上，成为下一台新机。有的则拿到手机城上，卖给手机维修店或零售给普通人。
这里再告诉你个秘密：老年机、老式诺基亚功能机、老式翻盖手机，像是波导西门子和摩托罗拉，其实都是含金量更高的机型。
手机在这里没有任何部件会浪费，都有专门的人收购。就像当地的家庭妇女们即便呆在老家也能靠拆机赚家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河南商丘永城倒多了些有“人与机”和谐相处相处的味儿了。
华强北，中国旧手机整容之城
当然，上述手机拆解各路门派的经济影响力，都要让座给这位老大哥：大名鼎鼎的“中国硅谷”深圳华强北，二十多年前靠山寨、翻新起家，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手机翻新中心。
翻新机在国内有多泛滥呢？去年618期间，某网红媒体（1818黄金眼）报道，有消费者在京东花了4899元买到了翻新的二手苹果8。
数据显示，翻新机拥有高达50％的利润。难怪东哥家也防不住翻车。
关于华强北的手机配套能力，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最新一代的苹果手机一上市，就可以在华强北配齐所有元器件，当场像做汉堡包一样做出来。
更神奇的是，在公开信息中，基本看不到苹果官方联合监管方去追责华强北的案例。可见库克对华强北的山寨产品也是无可奈何。
保守估计，深圳至少有上万人从事专业手机翻新。这些手机翻新窝点通常选址在深圳的普通民居内，以家庭作坊为主。踪迹也十分隐秘，门口装有隐蔽的摄像头，以躲避侦查。
翻新过的手机不少流动在国内市场，大都卖到国外，像越南、老挝、巴基斯坦、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
但是有时候也架不住外销传内销。我的有些个同志特别喜欢海外购机，这就容易踩坑。
早有媒体报道过，所谓“三码合一”、“海外代购”、“保修两年”或者是“假一赔命”之类的说辞，没有一个能够确实地保证商品是正品。为贪便宜而接触这些不靠谱渠道，买到翻新机的概率几乎是100%。
其实，给旧手机翻新本来无可厚非，废物尚可再利用，何况是价值较高的手机。但若将二手手机经过一番的整容当做新机出售，底层互害，就忒不厚道。
你们熟悉的互联网，又上线了
中国是手机大国。据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50%的用户换机频率为15个月，20%的用户一年内就会换手机，每年淘汰的废旧手机高达4亿部。
这几年，闲鱼、回收宝、爱回收等平台均如火如荼开展手机回收业务，让人觉得国内手机标准回收和循环利用已经有声有色。普通正常用户间的二手手机流转起来，就很香。
二手手机最大的价值还是二次销售，翻新、拆解都需要成本，要花钱的事能少就少。比如，一部使用了两年的荣耀9手机，一切功能正常，闲鱼的系统估价240元；如果是坏手机，回收商一律2元钱回收。就这价格，就连爱回收的工作人员自己也说：“如果你在门店观察，会发现一天其实收不了几台。”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生动展示了旧手机回收的“第一公里”。
2018年，有志媒体跟拍5个月：县城镇上的走地商贩们先是大批购进锅碗瓢盆等日用品，然后拉着它们走村串乡换手机。在手机和通讯技术高速迭代的当下，一个家庭有一两台废旧手机的情况太常见，这样的零碎很难卖得出价钱，尤其是在农村，而换一些生活用品则看起来更会过日子。根据当时行情，一个保温桶可以换7台废旧手机，包括品牌的智能机和山寨机、功能机。
小商贩们一年跑8到10趟，一趟十多二十天，一趟就能赚个五六千。然后把置换来的手机卖给当地回收商。山东临沂地区规模最大的几家的回收商，每年经手的货高达两千多万。
而经过回收商分拣后的废旧手机，就会成为河南商丘、深圳华强北、广东贵屿，这些翻新机、手机拆解、零件买卖的主要根据地。妥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经典案例。
环保了没？
归根结底，环保还是要成为一切旧手机循环产业的终点。
让人开心的是，贵屿已经走上治污之路。先发展再治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发展经典案例还是等到了。
当然，很多国家不像中国这样幸运。
随着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电子垃圾已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垃圾种类，年增长率在3-4%之间，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5220万吨，其中有41%来自亚洲，27%来自欧洲，25%来自美洲。
用环保的方式处理电子废物手段复杂、费用高昂且具有危险性，而且普遍缺乏立法或强制措施。因此，大多数电子废物被当作一般废物流丢弃，在发达国家被回收的电子废物中，有80%最终被非法运往发展中国家，由几十万的非正式工人回收。
位于阿克拉郊区的阿博布罗西(Agbogbloshie)是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电子垃圾场之一
在东南亚，常见的电子废物贸易系统流程是：在中国接收装运货物，主要在广州进行重新组装或重新装饰，然后再通过东兴边境出口到其他国家，如柬埔寨和越南。而西非，则是电子废物进入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路线，加纳和尼日利亚是其主要进口枢纽。
当前的收集和回收方法跟不上全球电子垃圾增长的步伐。同时，电子回收产业标准化又是一项艰难且极具挑战的事。
